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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4章 後記

孫子傳 曹堯德 1961 2024-01-31 01:07

  後記

  有朋友問:“你為何傳了孔、孟,傳孫武,而不傳老、莊呢?”這是個複雜問題,難一語作答,總的說來,是由我的思想觀點決定的。

  既為名人立傳,就要在思想上基本肯定所傳的對象,寫出其業績,贊頌其思想,讴歌其貢獻。當然,純客觀地反映、暴露和批判,亦無不可,隻是我做不來。春秋戰國,是華夏史上學術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之一,呈現着“百花齊放,百家争鳴”的蓬勃局面。在諸子百家中,影響最大的要算是道家的創始人老子,儒家的創始人孔子,兵家的創始人孫武子,他們都發現了社會的基本和主要的矛盾,但老子逃避矛盾,孔子調和矛盾,唯有孫武子在着手解決矛盾。

  盡管儒家思想有許多值得批判和剔除的封建糟粕,但積極入世的精神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孔、孟二人都是在滄海橫流的曆史大變動時期,努力實踐其個人比較系統的文化思想,為實現其所設計的社會藍圖而奔波,而奮鬥,“發奮忘食,樂以忘憂,不知老之将至”。他們将解決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某些開明君主身上,通過仁義的說教,使其實行“仁政”、“德治”的政治措施,最終實現“大道之行,天下為公”的理想。這雖然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,客觀上是在調和矛盾,但畢竟是積極的經世派。道家則不然,他們雖然認識到了事物的對立面可以相互轉化的規律,卻沒有認識這種轉化是有條件的,不是無條件的,把這種轉化絕對化了。至于對立面的統一,他們主張一任自然,排斥人為,于是作出了消極無為的結論。後世的“無為而治”、“清靜無為”,“避世成仙”等等,是這種結論的翻版;出家、雲遊、煉丹,是他們的行為和表現;道士、方士,則是他們的身份和職業。試想,倘人皆若此,吃什麼,穿什麼,住什麼,用什麼,人何異于禽獸,社會怎樣發展,哪裡還會有今日之文明和大千世界!……我反對這種觀點,更鄙薄這些行為,故不肯為其始祖作傳。當然,文學創作,不在寫什麼,而在如何寫,并非傳老、莊者便主張消極無為,我指的是自己不肯贊揚他們,歌頌他們。當今之許多人,包括那些身居要職的顯赫人物,乘的是汽車,住的是樓房,盡享前人艱苦創業之福,沐浴現代文明的陽光,卻在案頭寫個大大“忍”字,或于居室懸一塊“難得糊塗”的匾額。倘旨在加強修養,未嘗不可;若以此為座右銘,則大錯而特錯。人生匆匆,如駒過隙,縱然個個八十高齡,一天奮鬥十二個時辰,那也是不夠的。我們這個民族,由于曆史和社會的原因,已經大大地落伍了,聰明都來不及,還要糊塗,豈不荒唐!……這便是我之所以傳孔、孟而不傳老、莊的原因。

  孫武比孔、孟發展了一步,他将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相結合,主張用戰争制止戰争,用戰争消滅戰争,即用戰争的手段來解決這一基本的社會矛盾,達到統一天下的目的。他跟儒家從同一前提出發,最後歸宿一緻,隻是解決矛盾的方法不同。孫武子的方法是積極的,行之有效的,曆史早已證實,如秦之統一中國。有人說,孫武的辯證法僅限于軍事學領域,範圍狹窄。這未免失之偏頗,任何一種思想,隻要它富有哲理性,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着眼,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。《兵法》十三篇中的“攻其無備,出其不意”、“知彼知己,百戰不殆”、“自保而全勝”、“避實而擊虛”、“因敵而制勝”、“令之以文、齊之以武”等等,雖都着眼于軍事,卻适用于各行各業。據悉經濟高度發達的某些國家,連商店招收店員的考試中都離不開《孫子兵法》的内容,更不要說商業、企業的經營、市場競争、行政管理和外交活動了。在一次學術會議上,一位國營大企業的廠長講怎樣用《孫子兵法》進行企業管理,講得十分精采,博得一陣陣喝彩。從實用和指南的角度講,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,孫武子思想比孔、孟思想更具有現實意義和指導價值。因此,《孟子傳》尚未脫稿,我便開始了傳孫武子的準備工作。

  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,世上的任何成果,都不是屬于哪一個人的。人生活在社會上猶植物生活在田園裡,離不開陽光和空氣,離不開水肥土。花兒是美麗的,果實是豐碩的,然而,真正值得贊頌的,卻是它們賴以生存的條件。龍口,這方滾燙的熱土,這裡的黨組織,這裡的各級領導,這裡的千百萬民衆,我的親友和同志,這是我紮根的土壤。中國著名文物考古學家、八十高齡的張政先生、中華孔子學會的張岱年會長和董乃強主任、中國孫子與齊文化研究會的任繼愈和駱承烈會長、原北京大學的王路賓校長、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濰原四十六軍範培賢軍長、五四九六○部隊王長根師長、山東省圖書館陳景唐館長、江蘇省吳縣地方志李嘉球主任及文管會的全星源主任、我創作三部傳記小說時提供幫助的張鳳洪會長,以及我的諸多弟子……都給了我熱情的鼓勵和極大的幫助。沒有大家的鼎力相助,便沒有我創作上的成功,沒有《孫子傳》的問世。故,并緻以崇高而誠摯的謝意!

  曹堯德

  1992年9月于龍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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